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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怀宇《百岁老人周有光亲历“五四”》(2009年5月4日《时代周报

简介: 李怀宇《百岁老人周有光亲历“五四”》(2009年5月4日《时代周报》)重温那个时代的风气,周有光反思:“‘五四’运动影响相当普遍,小地方都有活动。

1919年5月4日的那个下午,在之后的反复叙述中衍生出了种种迥异版本,耐人寻味。

仅在次日的各大报刊报道中,关于许多细节就有不同程度的出入与情感表达,这些或一手或二手的现场报道对于进入与理解“五四”有很大的参考价值,而北京《晨报》、天津《大公报》、上海《申报》等报纸对“五四”后的持续跟进也为后来者勾勒了一幅影影绰绰的时代全景图。

百年来,无论中国社会如何变幻,“五四”始终是一个思想源泉,一个精神地标,被一代一代的人不断挖掘和阐述,回首这一个世纪的“五四”论述,我们也得以管窥时代精神的延续与变迁。

集锦一:五四运动历史报道 1919年5月5日北京《京报》《学生界之大风潮》闻昨日午后三时,北京大学、高等师范、高等农业、高等工业、法政专门等五大学校,更有私立之中国大学等聚集三千余人,排队赴总统府、天安门并至东交巷英美法意驻京使馆,随处欲举代表表示国民对于外交之真正意思,并要求各使维持公理主持公道。

当时学生举动非常文明,而因之干涉手段惹起学生之反抗,无意宅内电灯碰破,遂至宅内起火。

火光中双方撕打,伤及在曹宅闲住章仲和公使,而且伤势甚重,并闻曹之侄公子亦受伤,于是警厅派及保安队三百余人赶到,弹压始行解散,而乃捕去学生七人(并非为首者)。

各学生至东城赵家楼,曹汝霖住宅已将大门紧闭,并有把守。

各以手执之旗乱掷于房上房下,一片白光遂笼罩于卖国贼之府第,与曹氏所受于日人之洋钱、元宝耀彩争辉,亦奇观也。

当时有一学生,从玻璃窗钻入,将大门开放,各生遂一拥而入。

其临街为花园所有花草均被蹂躏践踏,又捣毁器具。

”欲围而殴之,有一生以砖头击章首,血流被面。

各生遂趋内宅觅曹汝霖,一日人出曰:“我即曹汝霖,汝辈欲制死曹,可先制死我。

”各生恐酿成交涉,遂置曹不究,但捣毁各房屋器具。

传闻起火原因有二:一说因电灯被砸,电火溢出;一说系曹家人自放。

天津《大公报》《北京学界之大举动》欧议中之青岛问题至近日形势大变,我国朝野均奋起力争,而北京学界尤为愤激,乃于昨日星期休假,国立大学及各专门学校学生举行游街大会,以为国民对于外交表示誓争到底。

李统领亦鉴学生爱国热忱,允即谒见总统,将学界意见转达。

各校学生遂列队至东交民巷,持函谒见各国公使,请主张公道。

乃回校,沿途秩序井然,观者塞道,无不为之感动。

北京《顺天时报》(日本汉文报纸,其言论亦可管窥当时的社会状况)《北京学生大骚动》是时章氏自公府宴会归,身穿礼服,正在曹宅,不防该生等陡然闯入。

章氏急难逃避,遂被群众所殴,受伤甚重。

群众见军警捕人始皆逃散,当时者约有二十余名。

1919年5月6日上海《民国日报》“北京专电”京中各校学生,因山东问题失败,昨晚集众街市,为有秩序之国动,共二千余人。

北京大学学生最多,至东交民巷被阻,经过曹汝霖宅,欲入内诘问,为以武力干涉,众皆愤怒,当入宅打破电灯,曹宅焚毁,曹偕眷逃避六国饭店。

章宗祥此次来京,住曹汝霖宅,学生入内时,未及走避,被殴受伤甚重,现送入医院。

各校学生归途,被军警拘捕二十余人。

1919年5月7日上海《时报》《上海报界电北京》北京大总统、钧鉴:北京学生行动虽激,然实出于爱国热诚。

顷闻有主解散学校、处学生之说,风声所播,舆情愤激。

请勿漠视舆论,致激巨变。

望立开释学生,以慰人心。

1919年5月8日北京《晨报》《学生全体释放》1919年5月7日,被拘捕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释放返校。

四日之三十二名学生自被拘以来,舆论愤激,佥谓非立请释放不可。

是晚,即首由汪大燮、王宠惠、林长民三人具呈保释,并由三君面谒总统,陈述先行释放之必要。

上海《申报》《书业决定“五九”停业》望平街书业商会于7日开临时会议,佥以后日为5月9日,实二十一条签定之纪念,议决各同业于是日停业一天。

一方对于欧洲和会表示吾国民之决心,一方对于北京学生表示敬意。

日来欧洲和会,拟将青岛问题归中日自行解决,北京大学及诸专门大学学生,群起击贼以,此实国家之荣光,不可忽视者也。

沪上学生团体既开国耻纪念会,闻风而响应矣。

则吾业更不可不有所表示,以为社会之观感,亦以尽国民之责任。

兹拟于本月9日,即民国4年吾国承认日本无理要求之国耻纪念日,凡吾同业均停业一天,于门首各悬“国耻纪念”白旗一面,而兴亡之责,亦可聊表寸心。

1919年5月9日四川成都《国民公报》“要电汇志”北京全体学生愤曹汝霖等之卖国,群至曹贼,请曹质问,曹知事不妙,逃;章宗祥被殴重伤,群生将曹宅焚毁,数十。

1919年5月11日上海《每周评论》《山东问题: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》后来大家用旗杆捣下房上的瓦,、宪兵、游缉队等就躲在一旁去了。

有几位学生不管危险,从天窗上跳进去;后来把门敲开,大家一齐进去,打东西,找曹汝霖,一面打一面哭,也有哭了的。

捉到曹汝霖的爹、小儿子、小老婆苏佩秋,还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,都没有打,放了出去,只捉曹汝霖不到。

先是一进曹家就有火起——据说是曹宅家人放的--到这时候,火势已大,不能再停,一齐出去。

”吴才下令捕散去后剩下的学生,捕到三十三人。

然而曹也不再停,坐着吴氏的汽车,带着武装,揣着文件一箱,直往东交民巷。

交民巷的巡捕因为他车上有武装,行的又太快,把车夫、汽车捉了去,他一个人只得躲到六国饭店去。

1919年5月15日北京《晨报》《昨日之教育界消息》蔡元培辞职出京,学界方面一再挽留,尚无结果。

昨日总统特发指令,劝留其文如下:呈悉。

该校校长殚心教育,任职有年。

所请之处,着毋庸议。

昨日批留蔡校长,今亦由傅氏亲笔署名云。

至于蔡氏联袂辞职之各校长,亦由该会派代表数人到各校长家中劝其回任,学生联合会亦拟代表偕同赴杭云。

1919年6月5日北京《晨报》《愈闹愈大之学界风潮》自前日学生重行讲演被军队拘捕多人,而后形势愈益重大。

据昨日所得各方面消息,则学生之讲演仍在继续进行,而军警之拘捕亦依然不放松,以目下情形观之,学界风潮犹在继长增高,尚无收束之端倪也…

昨日各校学生仍四出讲演,者较前此尤多,大约有七八百人之谱,综合前后已达千人以上,法科各讲堂遂有人满之患,乃更拓理科大讲堂为补充之地,因之而理科大学昨日亦成为拘留所矣。

又闻昨前两日教员学生均有受伤者,其中二人昨已送往首善医院医治云。

1919年6月17日北京《晨报》《北京学生对于陈独秀之表示》总监钧鉴:敬启者,近闻军警逮捕北京大学前文科学长陈独秀,拟加重究,学生等期期以为不可。

特举出二要点如下:(一)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,其言论思想,皆见称于国内外。

当此紧急之时,殊非息事宁人之计。

(二)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现代思想见忌于一般守旧者,此次忽被逮捕,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有意罗织,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。

基此二种理由,学生等特陈请贵厅,将陈独秀早予保释,实为德使。

集锦二:五四运动论述 毅(罗家伦)《五四运动的精神》(1919年5月26日《每周评论》)民国八年五月四日,北京学生几千人,因山东问题失败,在高压的底下,居然列队,作正当民意的表示。

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,是中国教育的创举,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…

第一,这次运动,是学生牺牲的精神。

从前我们中国的学生,口里法螺破天,笔下天花乱坠,到了实行的时候,一个个缩头缩颈。

惟有这次一班青年学生、奋空拳、扬白手,和黑暗势力相斗,伤的也有,的也有,因伤而愤死的也有,因卖国贼未尽除而急疯的也有。

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,真是再造中国的元素。

第二,这次运动,是社会制裁的精神…

第三,这次运动,是民众自决的精神…

胡适《爱国运动与求学》(1925年)一般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,遇着国家的大耻辱,自然爆发,纯然是烂漫的天真,不顾利害地干将去,这种“无所为而为”的表示是真实的,可敬爱的。

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;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,刺激太强烈了,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,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:功课也不顾了,秩序也不顾了,辛苦也不顾了。

俞平伯《回顾与前瞻》(1949年5月4日《人民日报》)“五四”当时气势虽然蓬勃,但不久内部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作用,外面又遭逢残余势力的压迫,这些人们虽然想做,要做,预备做,却一直没有认真干(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),现在被同志们艰苦卓绝地给做成了…

但我信“五四”的根本精神以至口号标语等原都很正确的,至少在那时候是这样。

冰心《回忆五四》(1959年《人民文学》第5期)在五四运动时期,我还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受着十月革命的影响,是受着有思想的人们象李大钊同志等人的领导。

我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和所受美帝国主义奴化的教育,以及我自己的软弱的本质,都使五四对我的影响,仅仅限于文学方面--以新的文学形式来代替旧的形式这一点。

五四过后,我更是“闭关自守”,从简单幼稚的回忆中去找我的创作的源泉,我的脱离群众的生活,使我走了几十年的弯路,作了一个空头的文学家。

李泽厚《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》(1987年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)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,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的运动时,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,彼此支援,而造成浩大的声势。

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,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运动,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。

张灏《重访五四: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》(1999年4月30日《开放时代》)就思想而言,五四实在是一个的时代: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,推崇理性的时代,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、情绪激荡的时代,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,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。

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,反对偶象;另一方面,他们却极需偶象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;一方面,他们主张面对现实,“研究问题”,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,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“一网打尽”的,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。

李怀宇《百岁老人周有光亲历“五四”》(2009年5月4日《时代周报》)重温那个时代的风气,周有光反思:“‘五四’运动影响相当普遍,小地方都有活动。

‘五四’提出的口号‘民主’、‘科学’完全正确,解放后要抨击‘五四’,这是错误的。

仔细研究,‘五四’时的文章没有整个否定传统,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。

有人考证,‘孔家店’不是‘五四’时提出来的,是后来提出的。

”本文原载于5月4日《新京报书评周刊》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特刊“觉醒的时代”,阅读更多内容:重访“五四”现场“五四”思想论战:弥漫在纸上的味历史多棱镜下的“五四”整理 杨司奇 徐学勤编辑 安也 校对 赵琳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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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怀宇《百岁老人周有光亲历“五四”》(2009年5月4日《时代周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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